上阳白发

我蛮夷也

观剧或未可神化高智商

  最近看《大明王朝1566》相关,常看到类似这样一种论调——他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,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作出最好的选择。退一万步来讲这些帝-国的精英,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类谋福祉,而是陷于内耗,“一天天地不干事情尽论是非”,如剧中高翰文、胡宗宪所说的“一误再误”,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?永远停留在所谓的对“高智商”的高山仰止,恐怕很难得以登堂入室。

  且不谈科举状元中亦有寂寂无名之徒,另外这些“上位者”算是一种天生的政-治动物。这种论调大致是不错的,但是,我实在不能苟同这种神化“高智商”的倾向

  其一,前面说过,鄙人小镇做题家出身,当然,鄙人并非“顶尖的”小镇做题家,但从小在地方重点学校重点班,也和所谓“绝顶聪明的人”有过相当长时间的共处,从自我民-族志的角度,神化这种“高智商”着实大可不必

  其二,作为一名相关专业的学生,回首望去,即便是最优秀的政-治家也不过血肉之躯,也可能在紧要关头犯下一系列的错误以及做出次优而非最优的选择(当然均应有其可被接受的合理性),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历史实在不是一个完全顺着固定轨道前进的过程,而是一个“层累的”过程。我很喜欢布罗代尔的一句话:“在土地的表面,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物质生活,这种生活是由陈规、传统和很久以来的各种成功所组成”。也许古人做出了我们所“意象不到”的高明的决定,然其必不可离开其所处的社会规范,历史的必然性不宜被过分夸大。套用王阳明的一句话,何尝不是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,而恰恰是这样的“同理心”,使得我们今天还能去根据一些东西去了解一个不属于我们的时代、理解其中人做出各种选择的合理性,而这亦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基底。退一步讲,即使他们做出来他们当时“最正确”的选择,在后人看来也不一定尽美,这就叫时代局限性。

  再者,且将教育的公-平性问-题搁置不谈——也许是陈词滥调——但我认为这里有必要重提,那便是科举制决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拔制度。它也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筛掉“愚人”,但在另一方面也将人的创造性埋没了诸多,同时也受到很大偶然性的影响,不然何以有人三举不第尔后又中状元?何以有李约瑟大哉问?又何以有钱学森之问?且将这些再放下不谈,一个“高智商”的人,也许会在感兴趣的领域(当然在古代没有信息知识大爆炸的情况下讲究的是“君子不器”)做出学术上的高超成就,但若论家国政-治,恐怕不可止步于斯,“三门干-部”到“政治动物”间尚存着相当大的距离。笔者并非一个彻底的结构主-义者,但辩证来看,人之所以为人,为其为社会人,正所谓“形格势禁”,何能一概以智商论之,况复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乎!

  最后,很长时间没有写这种“大”的东西了,深夜激情码字,显得逻辑、语言均不甚顺畅,欢迎批评,鴻博勿哂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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